明确律师执业保障措施

会见难成“九大难”之首，去年占律师维权案近半

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关系到当事人合法权益能否得到维护。律师界传统的执业“九大难”中，“会见难”被诟病最多，被称为干扰律师执业的最大痼疾。

2015年9月，“两高三部”联合出台《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明确了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看守所为律师会见提供便利等方面要求。

“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律师‘会见难’的顽疾。” 吕红兵却发现，在过去的一年，全国范围内律师会见难的问题再次“卷土重来”，侵犯律师会见权的情况有所反弹，这一趋势在去年下半年尤为明显。

全国律师协会公开数据显示， 2018年全国律师协会维权中心及各地方律师协会共接收维权案件642件，其中涉及会见权受到侵害的283件，占总件数的44.08%。2018年9月至12月，各律师协会共收到维权申请218件，涉及会见权的有122件，占56%。

这也意味着，会见难再次成为律师维权面临的最大困境。

办案机关都以哪些事由拒绝律师会见？吕红兵对此做过调研和统计。数据显示，拒绝律师会见最常见的三项理由：首先是“案件涉‘黑’涉‘恶’”，达68件，占24.03%；其次是“任意扩大法定‘两类’（涉嫌国家安全与恐怖罪）案件”，有62件，占21.91%；最后，“无任何事由”不准会见的也有39件，占13.78%。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娄秋琴对此也感受颇深，她于去年八月专门就“会见难”的问题做了一场调研，收回了近700多份调查问卷。

调研情况“不容乐观”。娄秋琴告诉南都，调研发现，有些地方的律师需要在凌晨3、4点，甚至是要彻夜不眠提前到看守所门口排队等候会见。有些看守所甚至没有等候区，律师只能带着板凳或是席地而坐等候。

此外，还有一些看守所不接受排队，只允许预约，出现预约周期很长的状况。出现预约周期很长而导致羁押人员长时间见不上律师的状况。另外还有些看守所禁止律师携带电脑等电子设备，影响了律师正常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材料。

人为限制律师会见权时有发生

根据《刑事诉讼法》三十九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两类案件，律师会见须经侦查机关许可。这两类案件以外的其他案件，律师只需要持“三证”即可会见。

南都记者关注到，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规定并未受到司法机关和看守所的严格遵守。

一些并不需要侦查机关许可的案件也面临会见难的问题。吕红兵介绍，一些办案机关出于自身需要甚至以案件为“督办”、有领导“批示”为由，人为随意地限制律师会见权。

娄秋琴还表示，例如近年在开展扫黑除恶中激增的“黑恶势力”案件，罪名往往只是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赌博，以及近来多发的“套路贷”涉嫌的诈骗等完全不属于限制会见的案件，也开始出现律师被拒绝会见的状况。

“与此同时，犯罪嫌疑人的增加对看守所律师会见室的供给与服务提出了挑战。”

吕红兵称，刑事辩护全覆盖制度下，律师参与刑事案件的数量在增加，参与面更广，参与度更深，也在客观上加剧了看守所硬件设施不足的矛盾。在此背景下，律师日益增长的会见需求与看守所落后的接待能力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

维护律师执业权有利于防范冤假错案

“律师执业权利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延伸，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对保障人权、防范冤假错案具有重要意义。”吕红兵认为，律师执业权利是由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明确规定的律师的法定权利，也应当以法律的方式予以维护和保障。

为此，他建议应进一步修订刑事诉讼法，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进一步明确刑辩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直接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并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同时，进一步完善律师法。明确界定律师执业权的具体内容、行使方式、保障措施、救济手段、法律责任。将目前已经实施并行之有效的联席会议制度、应急处置机制、异地协同方式，以及律师协会作为维护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业主体和职责权限，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和规范。

此外，他还提出应强化落实《规定》中有关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害的救济措施，并应进一步强调：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部门，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办案机关相关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并追究相应责任；人大常委会作为权力机构，对法律实施进行监督负有职责，应当定期开展对律师法实施的监督，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开展对维护律师执业权利的专项监督。

值得关注的是，他还提出要推动构建司法人员和律师，尤其是公安机关与律师队伍的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相互支持、相互监督，正当交往、良性互动的新型关系。建议由律师协会定期对律师会见工作进行专项评价，出具独立第三方评估报告。律师协会和公安机关共同制定评价规则，对评价内容、评价方式、评价程序、结果公开等作出规定。